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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德平，男，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陈庆超，男，华侨大学生活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发展伦理和环境哲学研究。引用本文：陈德平、陈庆超.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异化的逻辑及超越[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83-91.
摘 要
数字资本主义是一种资本利用数字技术追求更高剩余价值的新型生产方式，它的出现是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尽管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在时间与空间方面呈现出严峻的状态官方telegram网站是多少。时间上，数字资本主义使得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的界限趋向模糊，生产领域和生活（消费）领域难以区分；空间上，它促使人们的生活空间日益封闭，被迫耗费大量生命于无真实意义的虚拟空间中。数字资本主义仍然遗传有资本主义的逐利本质和增值逻辑，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该现象的根本原因。因此，异化问题的真正破解需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数据共享模式，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数字社会主义。
关键词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异化；政治经济学批判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异化的逻辑及超越
习近平主席在致“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贺信中强调：“要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文的telegram 的版网址是多少。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辩证地来看，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要把数字技术积极的一面（推动生产力发展）继续坚持和发展，对于消极的一面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即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现象，要时刻保持警惕并着力克服。习近平主席还提到：“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从当前的客观局势来看，资本主义的生产运作机制依然存在。在经历过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阶段之后，数字技术的出现则把资本主义带入了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资本逻辑通过大数据全方位地渗透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人的异化更加突显为一种生存性困境和社会性症候。如何全面地揭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异化的本质逻辑，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药方，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首要问题。
近年来，国内学界也逐渐重视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批判等角度研究数字资本主义，指明数字资本主义内在具有的资本主义时代的逐利本质和增值逻辑，数字技术把劳工剥削转变为数字剥削、把现实劳动转变为数字劳动、把物化的异化转变为数字化的异化，数据鸿沟必定带来更为严峻的社会等级分化。对于数字资本主义的诸多弊病，一方面，学界基本同意运用马克思的异化等概念去阐释资本主义与数字技术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学界也在努力建构一种积极的数字生命政治，以求实现真正意义上数字时代的美好生活。
尽管当前学界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更多地是从学理层面阐述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内涵与价值逻辑，无法提呈异化解决的有效方式；并且，这些成果较少关注到当代社会实践问题，难以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建设的指导方案。
一
数字资本主义及其异化现象揭蔽
“数字资本主义”一词首次出现在1999年美国学者丹·席勒( Dan Schiller) 的《数字资本主义》一书中，尔后受到人们的广泛应用。例如，安东尼奥·阿卢瓦西( Antonio Aloisi) 发现，数字技术可以将劳动任务分解得异常细致，使劳动力telegram 的官网最新的下载的网站市场成为一个“原子化的市场”，劳动者可以来自全球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供应商可以全球比价挑选,而平台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抽取佣金。数字资本主义就是指运用数字技术发现、利用、创造差异来获取利润，追求资本持续积累的生产体系。
异化，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价值被粉饰为经营利润，劳动成为商品，而劳动者则降低为资本家奴隶的过程。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过技术异化的现象：“随着每一项新的技术发明……工人不得不为资本家白白工作而不取分文报酬的那部分时间却在延长。”同样，数字技术原本是用于促进生产的，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一步加剧了人的异化问题。资本主义时代的数字技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显示出强大的计算力和控制力，割裂时间与空间、加大社会的异化程度，形成了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telegram的的官网网站等崭新的数字技术的加入，原有的人与人的协作关系、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已经被数字资本主义深刻改变。数字技术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工作效率与服务效率，促进了人们生活的便捷性。但是，数字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也存在威胁人类生活的另一维度。经济上，数字技术下产生的telegram 的官网的下载地方是多少让人们趋之若鹜；政治上，数字技术成为一些国家打压其他国家的手段；社会生活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数字化、淡漠化。
人作为一种现实性的存在，必然生活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内。因此，要想揭示出数字资本主义异化的具体表现，就必然要到具体的时间流和空间域中观察、分析和把握。
（一）时间流中的数字异化
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主要是通过增加绝对劳动时间或者相对劳动时间来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国民经济学家们认为“上帝通过机器”使工人们“有了空闲时间去考虑自己的不朽利益”，这似乎表明机器使得telegram 官方网站 下载是多少工人的劳动时间减少了。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技术通过高效的计算可以更精准地控制劳动者的生产时间（劳动时间），更隐蔽地侵蚀劳动者的闲暇时间，造成生产时间（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之间的界限难以区分，劳动者的所有时间都落入资本的掌握中，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竟然比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还要长，呈现为一种历史的倒退。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始终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一旦销售不能同步扩张，数字技术的进步就必然导致裁员，被解雇的人没有了经济来源，留下来的人则需要负担更多的生产活动，从而变得越来越忙。典型的就是“996”“711”“007”成为当代年轻人的工作常态，公司已然成为了劳动者的第二个“家”。2021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国际劳工组织（ILO）在《环境国际》杂志在线预发表一份分析报告，这是全球首份关于长时间工作对健康影响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仅2020年，全球就有74.5万人死于长时间（每周工作55小时）的工作。平均每分钟就有近 1.5 个人因为加班而死亡。这一死亡数字，与2000年相比，增加了29%。
数字技术在飞速进步，劳动时间却不断增加，劳动者的猝死人数同样跟着递增。数字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并没有增加工人的闲暇时间，而是使一些工人更忙碌，另一些工人则失业，真正的赢家只有资本家，增加的利润都归他们所有。除此之外，当今加班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数字异化之下，劳动者不仅“自愿”地加班，甚至“争着抢着”加班、通宵达旦地加班。因为，数字技术的发展，劳动者不管在家里，还是在车站，亦或是在路上，都随时处于待劳动状态，一个电话、一条短信的遥控召唤就像一条无形的锁链，让劳动者立刻现身于“工作场所”，被拴在了各种会议和办公软件上。
另一方面，“闲暇时间”被悄然转换为生产时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真正的“闲暇时间用于为自己生产”如今，看似人们在闲暇时间可以自由地选择各种娱乐方式，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满足和放松，但实际上人们躲在人类自己编织的牢笼里而不自知。正如著名的后现代理论家德波（Guy Debord）所指出的，人们的闲暇时间是“可消费的虚假循环时间”，是“景观时间”。数字资本主义正在把人们的闲暇时间转变为消费时间，从而进一步榨取人们的剩余价值。本质上，所有数字化的行为都是生产性的。以数字购物平台为例，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所有数据都被后台进行了收集并进行数据分析，平台很容易利用这些数据识别消费者的偏好与选择，进而“精准”推送特定商品的广告引诱消费者。这时，本来想利用闲暇时间随意逛逛的人们，反而被创造了消费欲望，闲暇时间被转化为消费时间。就如阿多诺在《文化工业》中指出的，如今作为一种生活状态的“休闲时间”已经变成了“自由时间”,而“自由时间”不过是劳动的如阴影般的延伸。表面上，各大数字平台解放了人们的消费形式，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反映出人类技术进步带来的福利。但实质上，数字平台被资本家们所操控，化为制造欲望的工具，资本家们可以进一步加速商品转化为资本的速度，即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转化为个人资产。除了现实商品的消费，数字平台也会带来虚拟商品的消费（如各种游戏充值、打赏主播的道具等），二者大多发生在人们的闲暇时间内，且本质上都需要现实货币进行交易。这必将导致人们对金钱的崇拜日益深化，从而忘了追求真正的自我，最终引发主体自我否定的焦虑感和非理性。
（二）空间域中的数字异化
空间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场所。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现象已经渗透到人类空间的方方面面，严重削弱人类生存的厚度与广度。空间域中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人与自身的空间异化，人与环境的空间异化，人与人的空间异化。
人与自身的空间异化是指在数字技术的发展下，虚拟空间越来越逼真，虚拟空间中的自己可以无限完美，精神可以无限享受，从而越来越逃避现实空间，向往虚拟空间。具体来看，这种空间异化又可以细分为人与自身肉体的空间异化和人与自身精神的空间异化。人与自身肉体的空间异化是指当下通过数字技术可以在虚拟空间中模拟出人们想要的任何身体形态即“身体拟像”，从而引发现代人身材焦虑和容貌焦虑等社会心理。数字技术进一步加快把人的自然身体转变为消费身体，人们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对身体符号的“神话化”。身体可以更好地变为可供消费的身体景观,身体已经成为数字化生产的重要资本。这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身赞誉的渴望，亦或补偿了对自身原始形态的不满。虽然通过数字技术可以一时消解现实中自身条件的有限性，消除现实中客观条件对身体的约束，但这会让人们越来越脱离现实中真正的自己。人与自身精神的空间异化是指越来越多的人将虚拟空间中的人及其社交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导致现实中自己的性格和虚拟空间中自己的性格截然不同甚至相反。虚拟空间的本质是通过虚幻的、美好的空间建构满足人的真实情感体验，让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遗忘现实空间所具有的条件性、有限性或简陋性，从而消解现实的生活空间。现实中的宅男宅女数量不断增加，宁肯手机聊天也不愿意在现实中接触他人、了解他人。这导致现在通过虚拟空间骗取男女感情、骗取金钱的诈骗案件层出不穷，花样翻新。人们对自身真正精神境界的提高和追求提不起兴趣，反而被虚拟空间聊天、游戏等短暂却即时的快乐所掌控。
人与环境的空间异化是指数字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极大地压缩了空间，人们对于所处环境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日益降低。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是一个毫无感情的客体,而是言说着的、感性的、主客体相互熏染的流动的创造体,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如今，数字技术衍生出了外卖、跑腿、网上办业务等一系列新事物，这一定程度上使得生活更加方便且节省时间，但也客观上减少了出门的次数，减少了熟悉周围环境的频次。同时，数字技术带来了交通便利，让人们可以越来越方便地在不同的空间中转移。如果转移变得日益频繁，将会造就大量的流动性，使人们和环境相脱节，最终导致人们对周边的环境越来越缺少归属感和认同感，不同的城市在人们看来都是一样的钢筋水泥和高楼大厦。虽然，人们在移居新的居住地一段时间后，会慢慢熟悉超市、饭店、公园、菜市场在哪里，但这些场所只是“非地点”概念意义下沉默的空间。这些空间没有回忆，没有特殊之处，没有交织着自己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种归属感和认同感是需要花时间建立起来的，如果在某一环境中生活了很多年，就会对所处环境的气候、人文、饮食和地理条件都非常熟悉，甚至连环境的缺点和问题都是。如果经常频繁地更换环境，那就不会再对环境的特质感兴趣了，而只会想要知道该怎么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人与人的空间异化是指生活在同一空间下的人们生活状况却大相径庭，互相之间建立亲密关系越来越难。一方面，在同一个空间中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生存状态，同一座城市中，一边是资本家生活在宽敞明亮的高楼，另一边却是工人们拥簇在狭小的房间。对于工人的生存状况，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有这样的描述：“他们不仅呼吸街上的污浊空气，还被成打地塞在一间屋子里……他们穿的衣服是坏的、他们吃的食物是劣质的。”足可见工人的生活空间极其有限，物质条件差到令人发指。如今，人类迈入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技术带来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却没有带来工人的美好生活。工人和资本家相比，生活条件上的差距依然巨大，贫富差距依然悬殊。虽说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依旧存在大量的贫民窟，工人阶级的生活空间依然局促和压抑。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虽然推动了经济的不断发展，但是人们现实中的生活空间却越来越封闭隔阂。社会相关性、社会邻近性与空间邻近性越来越脱节，那些与我们有着亲密社会关系的人在空间上可能离我们很远，那些在空间上离我们很近的人，即便每天碰面可能也形同陌路。在人与人亲密关系建立的过程中，空间位置因素已经不再重要或者说不再是决定性的了。
不论是从时间还是空间上来看，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主体都被更深层次地异化了，区别不过是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物化的异化转为了数字化的异化。“在数字化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表现为数据的充分集聚。有生命的物质性的一切都离我们远去，变为了一种数字化 。
二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异化的原因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核心在数字，因此有必要对“数字”进行一个形而上的分析。数字最早就是人们用于生产与生活的记录方式，它原初表现为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古希腊数字或者古代中国数字等形式；后来，随着实践方式的多元化和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对于数字的使用也越发复杂，并逐渐呈现出一种将各种信息转变为可以度量的数字和数据的“数字化”生活样态。数字技术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新兴的科学技术，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蒸汽和电力等技术的性质是一样的。真正造成异化的原因是背后资本力量的控制，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数字异化的根本原因，以此为根源，工人转化为数字劳工或者数字用户，劳动也转化为数字劳动。同时，非理性的数字化需要是造成人们生活上出现异化现象的重要原因，它是进一步被资本网络所缠绕、塑造和牵制的社会性需要。
（一）直接原因：劳动的数字化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后，劳动从工业化走向了数字化，工人不再仅仅指在工厂里的劳动的人，也指在各个数字化新兴行业劳动的人，比如软件工程师、数字化管理师、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等此类受过较好教育、具有较高新兴技术能力的人员。然而，从本质上来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依然存在，对脑力劳动的剥削所占比例日益提高，竭尽所能地去占有复杂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方式仍然是增加工人的绝对劳动时间和相对劳动时间，从而确保自己能获取到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给数字劳动工人开出的薪资待遇看似非常高，但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劳动成果（如开发出的程序、软件等）后，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利润，数字劳动工人拿到的工资远少于他们所创造的价值。与此同时，数字劳动工人的工作压力也比其他工人大得多，工作时间长、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差，缺少社交活动时间，甚至经常无报酬加班。硅谷可能是很多人的梦想之地，但实际上，“硅谷是千万人的梦想之谷，但同时它也是 IT 制造业工人的死亡之谷和软件工程领域劳工贵族的压力谷”。
由此可见，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异化劳动不再仅仅停留在劳动时间，它已经像个幽灵一样悄无声息地来到了非劳动时间。在非劳动时间中，最典型的娱乐和游戏时间也已经沦为数字生产劳动时间。“数字劳动本质上是游戏劳动，它将剥削的现实隐藏在与其他用户建立联系的乐趣背后。”这里的数字劳动不是指专门从事数字技术开发等技术人员的劳动，而是指每一个享受数字技术（如手机）、使用数字技术的人，手指的每一下滑动、每一次敲击都是一种数字化生产，都会产生数据。人们认为的娱乐或者游戏活动，实则是在进行着数字劳动。马克思阐述劳动价值论时就明确了劳动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双重特征，前者产生使用价值，后者产生价值。数字用户生产数据的劳动就是一种具体劳动，这种行为产生了使用价值，数据是可以变现的。同时，数字用户在平台上的劳动也是抽象的劳动，是人类劳动的凝结。数字劳动异化的可怕之处就在于让人在游戏中、在休息中不知不觉就被手机背后的数字公司所监视和掌控。人们在数字平台上的操作都会被存储为数据，而这些数据单个看起来价值可能很有限，但当达到了一定数量则汇聚成大数据，对此进行算法分析，可精准预判出每个人的偏好和需求。当人们以为自己在数字平台上的选择是自由的，实际上你的选择也只能在数字平台所给的选项中作出，最终必然导向“大数据杀熟”。
总而言之，劳动的数字化是当代人异化的直接原因，劳动的数字化影响渗透了生产和生活的所有领域，影响到每一个人，甚至包括资本家都已成为资本的奴隶，真正获益的只有资本。
（二）深层原因：需要的数字化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曾经隐藏在市场与人类理性中的需要，通过数字化得以显现，形成了需要的数字化现象。客观上来看，需要的数字化让人与物、人与人之间跨越了时间、空间的阻隔，是人类交往范式的一次革命。然而，这种数字化需要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社会性需要，而是一种非理性、被数字资本所缠绕、塑造和牵制的需要。个人、企业乃至政府的数字化需要都会在网络上留下痕迹，而这些数据不断地被搜集，最终形成服务数字资本的大数据，而这又可以被塑造为潜在的生产和生活需要。“需要不仅被按照资本主义的限度进行引导、控制乃至创造，而且在危机语境下将成为资本主义转嫁危机从而实现自救的重要途径。”
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数字异化体现为劳动需要和物质需要的数字化。简单来讲，劳动需要就是指完成一项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通过“不断变动的劳动需要支配处于后备状态的工人人口”。虽然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需要的不断变动依然是资本家尽可能压低可变资本的手段，但是在一些高门槛技术行业，尤其是数据分析师和技术开发人员等因数字化而产生的新岗位上，这些看似是高薪且稳定的就业岗位，实际上只是剥削劳动主体的一个新的环节。这不仅让劳动主体更为快捷地被输送到资本生产的链条上，还让该数字化技术的岗位成为一种“商品”。物质需要的数字化主要是指生产的企业要想压低生产产品所需要各种原材料的价格，就必须依赖市场价格的信息流，这些信息引导着生产资料的去向，通过数字化渠道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其物质需要，但是也会比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更容易引发资源争夺战和企业之间的吞并。
从生活的角度来看，数字异化体现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数字化。正常来说，人对生活中的物质需要是有着清晰的自然限度的，但是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们的物质需要似乎总在不断膨胀。如今人们的物质需要不断被数字化再生产，数字化让资本可以创造市场、制造需求，这也是数字化需要奴役所有人的途径，是造成人的异化的主要原因。人的个性不是通过自我价值来彰显，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奢侈品牌来彰显。从消费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商品除了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外，还具有符号价值，符号价值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消费者的身份和地位，但也会使人们盲目追求符号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物质需要的数字化发展将造成更加严重的焦虑感与饥饿感telegram 的官网的下载的网站是什么。在精神需要上，数字化更为便捷地生产出一些虚拟精神产品，不断刺激和复制动物性的本能和欲望。同时，数字化的发展也让人们从信息被动的接收者转变为信息的发布者，个人可以在数字平台上公开发布telegram 的官网最新地方在哪呢内容，并期待引发关注，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虚假快感。人们互相攀比谁的粉丝多，从“金钱拜物教”转向了“流量拜物教”。但说到底其实质依旧是拜金主义，因为获取流量的终极目的依然是获取经济利益。
总之，需要的数字化是造成人们数字异化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数字式的消费文化暗示着人们有更多的需要，就好像监控和计算人们网络行为的数字比我们自身还要了解我们。“在这个消费更加流畅和高效的时代，永久的数字监控和全天候的数字推销成为了一种生活的两个方面。”
（三）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私有制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指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一种社会制度，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除了占有上述的东西之外，还占有了数据，形成了数据私有化。私有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终极根源，且无法调和。“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会归结为竞争。”虽然剥削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地变化着，剥削变得更加隐蔽、更加日常化，但是剥削的“主人”始终都是一个——资本。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异化现象，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一个“亚型”，就像流感病毒在一定客观条件下发生了抗原性转变一样。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异化的核心问题：“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的。”简单来说，当一个工人生产一个玻璃杯，经过配比、熔化、放入模具、切割、磨边、安装、抛光等一系列工艺，工人的生命力已经在这个过程中凝结到该产品中。上述生产过程实际就是工人生命力发生转移的过程，生命力由工人身上转移到了玻璃杯身上，这是工人生命力外化的现象。在工人眼中，这个玻璃杯不再是毫无生命力的死的物质，其中包含了自身的劳动。“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如果这个玻璃杯属于工人，由工人支配，这就完成了一次生命的循环，让生命返回了自身，工人在对玻璃杯的使用中，玻璃杯作为一种扬弃的力量重新返回工人身上，从而完成了“自我→对象化→自我”的一个生产循环过程。但是，现实却是残酷的，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设计，这个玻璃杯是属于资本家的，从生产出来以后，便从工人身边夺走，不仅没有完成这个循环，反而通过这种方式来奴役工人，导致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自己就越贫穷。
如今，日新月异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就表现为——人们通过网络生产的相关信息和数据，本来应该是属于自己的，结果却被资本家收集了去，并且通过对数据的整合，再直接拿出来售卖，或者根据算法创造出你的非理性需要，从而通过你的消费行为创造收入。总之，资本逻辑下的数据私有化是当代人们数字异化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打破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数字异化问题，数字异化是一种技术异化，而技术本没有好坏之分，差别只在于技术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还是无产阶级手中。
三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异化的克服
摆脱异化、实现人的真正解放，这是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异化现象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所谓人的解放就是使人的各种关系回归于人本身，是人成为真正的自在之人、自为之人；然而，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解放并不是一种思想上的批判，“人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把人放置于所处时代的一种现实活动，在历史的进程中人才成为现实的人、非异化的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的解放首先要解决的是数字的共享问题，通过对数字私有制的实践改造，走向数字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因此，否定数字化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并不是批判它的本意，倒退回前资本主义时代这种逃避问题的方式，也不能解决问题。既然数字资本主义异化的根本原因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那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替代，实现数据共享，消除数字资本私有化。“推进数字资本公有化，有利于化解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之间的矛盾。”
（一）建立数据共享模式
劳动的数字化和需要的数字化皆是因为数字劳动者没有占有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数据财富并不归自己所有，而是归资本家所有。因此，要想克服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就要打破资本家对数据的垄断状态，实现数据共享。“技术只是劳动能力的延伸，真正在数字化时代对资本增值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现实的人及其掌握和运用技术的劳动能力。”数字用户在数字平台生产出来的数据被个别企业和资本所垄断，进而资本家可以通过算法和数据分析等手段进行牟利，这就导致生产者生产的数据和生产者本人之间发生了异化，发生了割裂，数字劳动者生产的数据反过来奴役了他们，生产的数据越多，数字劳动者被异化的程度便越严重。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经典问题再一次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浮现出来。每一个生产数据的劳动者都是社会当中的一员，因此这些数据应当属于全社会所有，而非某个人或者某些人所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数据垄断，使每个人既是数据的创造者也是数据的拥有者，从而真正实现生命的循环。有人会认为既然数据是个人产生的，只要资本家给出酬劳即可，这看似是解决了资本家无偿占有数据的问题，实际上数据的明码标价和马克思说的“工资”形式没什么区别。“工资的形式完全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酬劳的形式不过是让资本家的剥削显得不那么露骨，显得好像合乎情理，实际上是披着伪装的奴隶制形式。此外，酬劳的形式还会进一步造成数据平台对这些数据占有的合法化，从而进一步巩固他们的垄断地位。要想真正地解决数据异化问题，需要把收集后的数据用来造福社会，服务百姓，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才是真正的数据共享，而不是通过付一定酬劳把数据占为己有。大数据是集体数字劳动者创造出的财富，任何团体和个人对这些数据的占有都会破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强调的生命的辩证循环运动。
在当下要真正实现数据共享并非易事，在现实实践中存在着不少困境，如数据共享的限度如何划定？数据类违法犯罪如何惩处？数据共享后的数据安全如何保障？这需要从以下两个角度入手来尝试突破当前的困境。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数据共享规范制度。对于什么样的数据可以共享，什么样的数据不可以开放，或者只能有限度的开放，要有清晰和明确的规定，同时对获取数据的个人或者机构的用途要有明确的界定。“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对于把数据拿去牟利的做法都应当坚决打击和杜绝，制度上要做出规定。如此，才可以把数据共享做好，而不是变成数据的滥用乃至灾难。另一方面，要不断提升数据安全技术。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的不断发展，各种窃取数据的方式方法也日新月异，保管数据的相关技术也需要不断更新，以确保数据库内重要数据的安全。如果重要的数据库被他国乃至恐怖组织入侵，必然会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因此，在技术上保障数据库的安全是长期要坚持的，且不容忽视。数据安全技术也要不断更新，时时更新，防止安全漏洞的出现。
（二）建立数字社会主义
数字异化与私有财产的关系说明，数字工人只有通过政治形式才能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要想彻底地克服数字异化，就必须消灭造成数字异化的根本原因即资本主义私有制。从本质上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据共享就需要建立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数字社会主义社会。数据共享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数字劳动和数字资本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数据应用始终无法跳出资本的逻辑，只能表现为虚假的共享形式。因此，要想让数字化的生产、生活重新回归到人的本质，就必须实现数字领域无产阶级的占有制，才能使得数字财富“归属于全体个人”。只有无产阶级实现了解放，才能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无产阶级才是真正能带领人民群众本质上摆脱异化枷锁的阶级。
共享概念有着原始共产主义的底色,强调资源的共同占有，是一种使用权的共享。但是，如此美好的一个概念在资产阶级手上，却无法达到其所想达到的初衷。共享观念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一开始疯狂地砸钱占有市场，以获得高额的估值骗取大量资本的融资，但最终还是要走向盈利模式，从而与共享的初衷相背离。不管是什么共享，包括数据共享，在开始都带有美好的愿景，但是，只要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要在资本的剥削逻辑与剥削体系中，再美好的共享措施都会变成带有玫瑰色彩的空洞口号。“共享观念的真正实现不仅需要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同时还需要资本逻辑的彻底退场，否则共享观念所勾勒的美好蓝图最多不过是新资本诞生的催化剂，其最终实现的不过是资本进一步的开疆拓土。”
只有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才能彻底地将数字劳动转变为自我实现的劳动。所有的劳动都有着工具性的一面，因为劳动要用来创造产品，用来达成某种目的。当这种目的与劳动自身内在关联时，对它的达成能够带来满足感，并且使其成为一种自我实现。但是，只要劳动纯粹是为了赚取工资，它就变成了一种外在于目的的手段，劳动创造了什么以及为了谁都变得无关紧要。工人仅仅是作为满足自己需要和利益的手段而进行劳动。“对工人来说。他活着只是为了谋取生活资料。”因此，雇佣劳动本身就是异化的，而数字劳动是雇佣劳动在当代最新的表现形式，对异化的超越就必然要求废除雇佣劳动，而让资产阶级废除雇佣劳动就如同让它自行砍去自己的手脚一样，这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唯有通过一切手段，让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才能真正废除雇佣劳动，把创造和生产事物的劳动真正变为一种充实和自我实现的劳动。这样，劳动才真正从完成目的的手段转变为目的本身，从而克服异化的桎梏，实现人的真正解放。
只有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才能将数字化需要转变为合理需要。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人类的需要的确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增长，并且毫无疑问这种趋势会一直持续下去。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需要被数字化了，很多需要被创造出来，这并不是一种合理的需要。人们应当把需要与纯粹的反复无常的主观欲望或者偏好区分开来。人类繁荣发展的客观必要条件才是需要的决定性因素。人是社会的存在，而人各种需要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社会决定的。所以，人的需要并不是个人纯粹主观的问题，而是在一种特定语境中，对什么是合理的需要所达成的共识。资产阶级的贪婪注定他们会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从而利用数字技术制造出虚假的需求，让人们疯狂购买他们手中的商品，进而资本家们可以不断扩大再生产。只有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治统治，异化的需要才能真正回归到合理的需要。结 语
一百多年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从未停息过，夺取政权后走好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从未停息过。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要彻底克服异化，实现人的全面解放，既不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发展数字技术，光靠数字技术不能解放人；也不能一味憎恶数字技术的发展，极端地批判数字异化，抛弃数字技术的发展，开历史的倒车，而是要把数字技术与社会主义联结起来，建立数字社会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中国人民，更好造福各国人民。”具备现实制度基础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克服数字异化方面无疑已经迈出了最为重要的一步。在未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利用好数字技术发展生产力，为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成为了相当长时间内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
编者注：
此文发表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5期第83-91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和参考书目。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查阅《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网站或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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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潘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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